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1879年3月14日~1955年4月18日），出生于德国符腾堡王国乌尔姆市，毕业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犹太裔物理学家。爱因斯坦1879年出生于德国乌尔姆市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母均为犹太人），1900年毕业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入瑞士国籍。1905年，获苏黎世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爱因斯坦提出光子假设，成功解释了光电效应，因此获得1921年诺贝尔物理奖，1905年创立狭义相对论。1915年创立广义相对论。1955年4月18日去世，享年76岁。爱因斯坦为核能开发奠定了理论基础，开创了现代科学技术新纪元，被公认为是继伽利略、牛顿以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1999年12月26日，爱因斯坦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世纪伟人”。

该文最初发表在1930年出版的《论坛和世纪》（Forum and Century）84卷193~194页，当时用的标题是“我的信仰”（What I believe）。这篇文章是爱因斯坦这位科学巨人以他的智慧观察世界的体会。他不仅看透物质世界的精密，也善察无限造物的内在关联。他认为，人不应弃绝理想屈服沉迷于物质而应追求超越、美德和智慧，在生命本身寻找到充实富足。

标题：我的世界观

文/爱因斯坦

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的命运多么奇特！找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作一个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却无从知道，尽管有时自以为对此若有所感。

但是，不必深思。只要从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我们的幸福全部依赖于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其次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

我每天上百次的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是以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为基础的，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

我认为阶级的区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后所凭借的是以暴力为根据。我也相信，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

我完全不相信人类会有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个人的行为不仅受外在力量的约束，还要适应内心的需求。叔本华说：“人可以任意而为，却不能心想事成。”这句话从我年轻时起就一直深深地启发着我。

在面对生活的艰辛时——无论是我自己还是他人的艰辛，这句话总能不断地给我安慰，成为永不枯竭忍耐的源泉。这一认识能够仁慈地缓和那份令人几欲崩溃的责任感，并防止我们太把自己或者他人当回事，还有助于形成一种人生观，在这种人生观中幽默尤其应有它的地位。

客观地说，探求自己或者其它所有生命存在的意义或者目标，我一直都认为是荒唐之举。然而，每个人多少都有自己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从来都不会把安逸和幸福本身看作目标——我将这种伦理基础称之为“猪圈理想”。一直以来，是真、善、美照亮了我的道路，一次又一次给我愉快面对生活的新的勇气。

如果没有对志同道合者的那种亲近感，如果没有对客观世界——那个艺术和科学研究永远也无法穷极的世界——的孜孜以求，生命对我来说就是一场虚空。那些向来为世人竞相追求的目标——财产、奢华和外在的成功——我对此不屑一顾。

我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但我又明显地缺乏与别人和社会直接接触的要求，这两者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为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一定距离而且需妥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

人们会清楚地发觉，同别人的相互了解和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但这不值得惋惜。无疑，这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会失去他的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的心珑；但另一方面，他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能够避免那种把他的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的诱惑。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

我自己受到了人们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其原因大概在于人们有一种愿望，想理解我以自己的微薄绵力通过不断的奋斗所获得的少数几个观念，而这种愿望有很多人却未能实现。我完全明白，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负担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当受到压迫，他们必须有可能来选择自己的领袖。

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

像欧洲今天所存在的情况，使得民主形势受到了怀疑，这不能归咎于民主原则本身，而是由于政府的不稳定和选举制度中与个人无关的特征。

我相信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们选出了一个任期足够长的总统，他有充分的权利来真正履行他的职责。另一方面，在德国的政治制度中，我所重视的是，它为救济患病或贫困的人作出了比较广泛的规定。

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而群众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觉上也总是迟钝的。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群众生活中最坏的一种表现，那就是使我厌恶的军事制度。

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轻视。他长了一个大脑，真是一个错误；单单一根脊髓就可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文明国家的这种罪恶的渊薮，应当尽快加以消灭。

由命令而产生的勇敢行为，毫无意义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我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预这种可憎的勾当。

尽管如此，我对人类的评价还是十分高的，我相信，要是人民的健康感情没有被那些通过学校和报纸而起作用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蓄意进行败坏，那么战争这个妖魔早就该绝迹了。

人类所能享有的最美妙的体验就是神秘感，这是真正的科学与艺术的根源中最基础的情感。无论是谁，如果没有感受过它的魅力，如果不再感到好奇，不再发出惊叹，他就无异于行尸走肉，风中残烛。正是这种神秘的体验——即使夹杂着恐惧——促进了宗教的产生。

我们知道有某种事物的存在我们无法参透，我们对最深刻的理性与最绚丽的美的感知，只有在它们以最原始的形式出现时才能有所理解——正是这种认知和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信仰。在这种意义上，也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我无法臆想出一个对自己创造出来的生命加以奖赏和惩罚的上帝，也无法想象他会拥有我们自身所拥有的意志。

我无法也不愿想象一个人在肉体死去之后仍然可以活着。让那些脆弱的灵魂，出于恐惧或者可笑的私利，去拥抱这种想法吧。我满足于对生命的永恒保持神秘感，满足于对现存世界神奇结构的粗浅感知和匆匆一瞥，也满足于通过不懈的努力，对自然本身显露出的一部分“道”进行理解，哪怕只是极其微小的一部分。